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一部探索中国历史原委的史家经典） 最新 lit 百度云 下载 azw3 rb pdf kindle

本书汇集钱穆先生探讨中国史学本体、中国历史精神的精要纲领，是一部探索中国历史原委的史家经典。

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有史识基础，要有关切国家、民族的情怀，要从历史时间、事件、人物三方面着手，如何看透中国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才是史学研究的关键。史籍浩繁，本书则提纲挈领，探本穷源，简要而玄通。

面对浩瀚绵长的中华五千年，这是史学大家写给中国人的史学导言，全面开启读者对于国史的认知。

目次

国史漫话 / 001

中国史学之精神 / 031

史学导言 / 041

中国历史精神 / 117

中国文化特质 / 157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之特长处 / 203

历史与人生 / 219

中国史学中之文与质 / 233

民族历史与文化 / 245

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 / 257

庄子“薪尽火传”释义 / 299

略论中国历史人物之一例 / 309

世界孔释耶三大教 / 325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移居台北，于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一生著述丰富，学识博达，被誉为“一代通儒”，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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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漫话

此稿成于云南宜良，在余《国史大纲》成书之后，继《史纲·引论》发表于昆明之某报，张君起钧剪存之。携赴重庆，又转恩施，并挟之以赴北平。嗣又携此稿来台。辗转数万里，历时三十载。张君检以示余。余久忘之，重获展读，深感张君郑重此稿之美意。张君重欲将此稿刊布于《自由报》，特附识此一因缘以告读者。（一九六八年七月）

一　国史规模的宏伟

去年五月中旬，始草《国史大纲》（以下简称《史纲》），迄今年六月成书。《史纲》辞尚简要，意有未尽，偶为《漫话》。

草《史纲》既竟，特标四信念于端，曰：凡读吾书，请先具下列四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等于只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

三、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可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而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乃表示其国家民族文化之堕退与消失，并非表示其国家民族文化之发皇与向前。

右列四信念，标之今日，似为突兀。然静待时间之经过，此四信念，终将为我国人所首肯而接受。否则，久而久之，窃恐所谓中国史，亦将追随于埃及、巴比伦之后，为世界热心考古之士，提供以一种所谓“东方学”之资料而已。既根本无所谓国史，则自谈不到上举之所谓信念。怀不能已，复标举之于吾《漫话》之首。义取共鸣，无烦详说。

治国史有一首先应当注意之点，即国史之“大”。所谓大，并非故自夸大。乃有客观事实，可以数字明确指陈者。要言之，一则我国史所包疆域之广，一则我国史所含人口之多。中国为一广土众民之国家，自古迄今皆然。此实使我国家民族能翘然特立于斯世。若不注意于此，则对我国史已往之精神与意义，将索解无从。

西人治史，多盛推罗马。又以罗马建国，与我秦汉略同时，故论中西史，每喜以罗马与秦汉相拟。其实罗马立国规模与秦汉大异（《史纲·引论》中已及之），即就大小一端论，便见两者之迥乎不侔。罗马初创，版图不过四百方哩。以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说相绳，则略相当于我春秋时期一子男之国，如郑、许之类。

罗马之扩大，始于腓尼基战役开端之后。次腓尼基之战，罗马围攻阿格立真坦（Agrigentum），阵亡及病死者不下三万人。第二次腓尼基之战，康纳（Cannae）之役，罗马大发禄为汉尼拔所败，罗马军队之阵亡者可五万人，俘虏亦万人。量其情形，约略相当于我国初期梁惠王称霸前后之列国兵争。就时间上横切面言之，则次腓尼基之战，正当于中国史有名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此年即罗马海军迈利之战，对迦太基获次胜利之年。第二次腓尼基之战，则当在我东方豪杰革命亡秦，楚、汉相争之时代。就鸿门宴一时言之，项王兵四十万，而沛公兵十万。汉尼拔撤马（Zama）之败，战于迦太基之附近，则正值项王垓下之围之年。兵卒之众，杀人之多，殊不足为其民族国家历史之荣耀。然场面之阔大，牵动之繁复，亦不失为估量当时才力意气之一种标准。楚子玉治军，不能逾三百乘。而韩信自许，将兵多多益善。此正可见双方军队组织力之强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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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一代通儒”“史学四大家”之一，钱穆先生阐述、分析中国史学观的重要著作，是史学爱好者以及专治史学者们不容错过的经典。

★ 大师读史、学史方法论——兼具义理、考据、辞章，史学大家教你如何正确掌握读史、学史的思维要点。

★ 史学大家写给中国人的史学导言。全书对中国史学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民族性、历史与人生等重要问题阐幽发微，全面开启读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概念认知。堪称“《国史大纲》作者序”。

★ 一部探索中国历史原委的史家经典。领略中国人读史、学史的精要大义，解答中国人绵亘五千年的历史母题。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必附随有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书摘插图

国史漫话

此稿成于云南宜良，在余《国史大纲》成书之后，继《史纲·引论》发表于昆明之某报，张君起钧剪存之。携赴重庆，又转恩施，并挟之以赴北平。嗣又携此稿来台。辗转数万里，历时三十载。张君检以示余。余久忘之，重获展读，深感张君郑重此稿之美意。张君重欲将此稿刊布于《自由报》，特附识此一因缘以告读者。（一九六八年七月）

一　国史规模的宏伟

去年五月中旬，始草《国史大纲》（以下简称《史纲》），迄今年六月成书。《史纲》辞尚简要，意有未尽，偶为《漫话》。

草《史纲》既竟，特标四信念于端，曰：凡读吾书，请先具下列四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等于只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

三、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可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而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此乃表示其国家民族文化之堕退与消失，并非表示其国家民族文化之发皇与向前。

右列四信念，标之今日，似为突兀。然静待时间之经过，此四信念，终将为我国人所首肯而接受。否则，久而久之，窃恐所谓中国史，亦将追随于埃及、巴比伦之后，为世界热心考古之士，提供以一种所谓“东方学”之资料而已。既根本无所谓国史，则自谈不到上举之所谓信念。怀不能已，复标举之于吾《漫话》之首。义取共鸣，无烦详说。

治国史有一首先应当注意之点，即国史之“大”。所谓大，并非故自夸大。乃有客观事实，可以数字明确指陈者。要言之，一则我国史所包疆域之广，一则我国史所含人口之多。中国为一广土众民之国家，自古迄今皆然。此实使我国家民族能翘然特立于斯世。若不注意于此，则对我国史已往之精神与意义，将索解无从。

西人治史，多盛推罗马。又以罗马建国，与我秦汉略同时，故论中西史，每喜以罗马与秦汉相拟。其实罗马立国规模与秦汉大异（《史纲·引论》中已及之），即就大小一端论，便见两者之迥乎不侔。罗马初创，版图不过四百方哩。以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说相绳，则略相当于我春秋时期一子男之国，如郑、许之类。

罗马之扩大，始于腓尼基战役开端之后。次腓尼基之战，罗马围攻阿格立真坦（Agrigentum），阵亡及病死者不下三万人。第二次腓尼基之战，康纳（Cannae）之役，罗马大发禄为汉尼拔所败，罗马军队之阵亡者可五万人，俘虏亦万人。量其情形，约略相当于我国初期梁惠王称霸前后之列国兵争。就时间上横切面言之，则次腓尼基之战，正当于中国史有名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此年即罗马海军迈利之战，对迦太基获次胜利之年。第二次腓尼基之战，则当在我东方豪杰革命亡秦，楚、汉相争之时代。就鸿门宴一时言之，项王兵四十万，而沛公兵十万。汉尼拔撤马（Zama）之败，战于迦太基之附近，则正值项王垓下之围之年。兵卒之众，杀人之多，殊不足为其民族国家历史之荣耀。然场面之阔大，牵动之繁复，亦不失为估量当时才力意气之一种标准。楚子玉治军，不能逾三百乘。而韩信自许，将兵多多益善。此正可见双方军队组织力之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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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黄仁宇

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diyi人，刚敬之重之。——顾颉刚

论方面广阔、著述丰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和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余英时

前言

序一

中国学业相传，向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学早，但实惟有《诗》《书》两部。《诗》三百，迄今犹存。《书》则惟商、周两代少数几篇政治文件，或先当起于盘庚以后。至唐、虞、夏代，如《尧典》《禹贡》之类，皆出战国后人撰写，非孔子前所有。至于礼，《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则礼非成书，故称“执礼”，与《诗》《书》不同。《仪礼》仅属士礼，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属后起，当在战国之晚世，或当在《虞夏书》之后。乐则无专书记载。即孔子时，郑、卫之声，已非古乐。孔子在齐闻《韶》，《韶》乐乃自陈达齐，但亦决非传自舜代。惟在孔子时，已属南方之乐之稍古仅存者。至孟子时，古乐、今乐已显相分别。《易》虽古代相传，但孔子时亦仅为一卜筮之书。《易传》则当出秦始皇时代，已杂采儒、道两家义成书。孔子前虽有《诗》《书》，亦不称之为“经”。盖古代学术尚未流通，惟政府层始掌有之。故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学术传于社会下层，其事始于孔子。战国诸子著书，墨家先有经。汉代诸儒以孔门相传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遂误称“六经”。而实是《诗》《书》《仪礼》《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书，尚缺一《乐经》。汉武帝乃立“五经”博士，后代经学惟“五经”有传记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则虽有经学之名，而其学术相传，则惟传述，无创作，与史、子、集三部有不同。

先秦诸子相传为九流十家，先起者为孔门儒家。孔子为中国自古相传私人讲学之始，前后门弟子共七十七人，后世讹称七十二人。然姓字见于《论语》者，不达半数。《论语》乃孔门师弟子相聚讲论语言之记载。然其书相传，至孟子后，始正式编纂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书中，亦尚不见《论语》一书名。墨翟继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书。如今传《墨子》及《墨经》，其书皆出《论语》为书行世前。其他各家成书，则全出儒、墨后。但独有小说一家，则其成书当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九流各成一家之言，以其门弟子相聚相传，如同属一家，故称“家言”。家族之“家”，指血统言。诸子成“家”，乃指其所讲贯之道统言。独小说家则不然，因小说家所汇集之诸书，尚远起在孔子儒家讲学之前。古代有史官，由周天子分派于列国诸侯间，世袭其位。又有正史、稗史之别。“正史”居诸侯之国都，“稗史”则散居国都外城乡间。其有关稗史所记载之文字，散见于今传《左传》诸书中者，尚不少。余已在他篇论及，此不详。战国小说家言，则即由其时之稗史来。

如是则在子学中，岂不即包涵有史学？其实不止于此，即如纵横家言，岂非即战国时代有关当前国际事件一种互相分派之争论与抗议？其实尚不止此，即如孔子为儒家开山，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则孔子之意，乃欲上承周公。后儒则又自周公上推尧、舜、禹、汤、文、武之唐、虞、三代。墨翟继孔子起，自为家言，则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是墨家于唐、虞、三代中，独取夏禹一人为法。道家继儒、墨而起，乃更上推黄帝，而唐、虞、三代皆在其下。但又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创为农家言。其次如阴阳家，则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以至三代，凡中国史历古相传诸帝王，皆在网罗取法之中。而秦之统一，则其君自称始皇帝，是亦上承杂家吕不韦《春秋·十二纪》来。则凡先秦诸子学，实可谓乃无一而非源自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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