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卜台：无锁的村庄（一个再也回不去只属于童年时代的特有的村庄） 最新 lit 百度云 下载 azw3 rb pdf kindle

长篇纪实散文《沙卜台：无锁的村庄》，无论选材视角还是乡土美学的独特建构，都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史性价值和超越意义的精品力作，其所呈现的乡村图景、情感归依、社会变迁及文化记忆，浸透着中国传统村庄特有的人文底蕴和生命哲学，有一种别具一格和令人沉醉的诗性之美。

目  录

谁到过我心中的那个村庄（序）

沙卜台第1家贾英莲家：

用一生酿出异样的忠贞

沙卜台第2家老曹家：

给沙卜台孕育了无限生机

沙卜台第3家林成有家：

用时光疗法疗心中的伤疼

沙卜台第4家吕忠孝家：

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寻找着未来

沙卜台第5家小宽家：

用勤劳这块补丁把日子添满

沙卜台第6家林木匠家：

还有多少传承可以被传承

沙卜台第7家王为民家：

人生还有什么苦难不可以扛住

沙卜台第8家王为新家：

用生命传授沙卜台人的生活真经

沙卜台第9家吕凤祥家：

无力地抗争有时就是有力的行走

沙卜台第10家吕化新家：

拼凑起来的家不拼凑的生活

沙卜台第11家二姨家：

看透一生不是叹息一声

沙卜台第12家林延明家：

计算不清的日子算计不清的账

沙卜台第13家胥积发付秀荣家：

只要努力这个世上没有事情做不成

后记

胥得意，本名胥德义。1973年出生，蒙古族，中国应急管理报记者，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出版有个人专著14本，先后获全国全军等20余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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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卜台第1家：贾英莲之家

用一生酿出异样的忠贞

贾英莲的家在村子里实在有些不同。她家是住在河套南岸的，村里其余的12户都住在河套北面。她家又是进入沟门之后的户，隔着河四百米，才是老曹家。然后再走上一千多米，东一户西一户散落在河套北面。贾家的地势，在一个高坡上，孤零零的一家。

房屋是孤单的，贾英莲的命运和她的房屋极其相似。可以说，她没有邻居，在村里与任何一家也不沾亲带故。她有的，是她的儿子武臣。武臣随了她的姓。在很小的时候，听说儿子管她叫过一段时间的爸。

贾英莲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村里人都知道武臣的身世。但是在沙卜台，没有人非议贾英莲，也没有人瞧不起武臣。这便是沙卜台人与其它村庄人的不同。每一个人觉得武臣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一份子，贾英莲非婚生子也与别人毫不相干。

村里的人对贾英莲唯有的不解是为什么要那么苦苦的等一个不会等来的人，圆一个不现实的梦。也就是在沙卜台，如若在其它村子，人们会用唾沫淹死贾英莲，也会投给她一个个白眼。

我家离贾英莲家相距甚远。五岁之前，我对她是没有印象的。只是有一年秋天，我在家中的院子里玩耍，贾英莲笑眯眯地走进了我家的院子，然后问我，你妈下班了么？我摇着头看着眼前这个着装怪异的女人。后来，才知道军装是贾英莲的痴迷对象，她常年这样打扮。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之前，是个军人。我只是在照片上看过穿军装的人。而眼前这个女人，竟然穿着一身军装，戴了一个无檐的女式军帽。领口两边，两块红领章闪着暗红，她的额头上方，一个红布做成的五角星像是一只眼睛死死盯住了我。那个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我逆着光看着这个被军装笼罩得有些神秘的女人。我呆呆地靠在院墙上，泥巴垛成的墙头上插着枣刺，我感觉枣刺的锋芒扎进了我的后背。

那是我次见到贾英莲，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她的臂里挎了一个柳条筐，筐里装了什么我看不见。我只看到她把左手伸进筐里，抓出了一把红灯笼似的东西轻轻地堆在了我家的窗台上。然后对我说，告诉你妈我送来的。然后，她便晃悠悠地向大门走去。

我家沿河边而建，院子是村里窄的，从窗台到院墙也就一米五宽吧。风吹着她肥大的军装，整个人要把细长的院子占满了。夕阳给她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金边，走着走着，她又回头冲我说，告诉你妈有空去闯门。

如今没事时，我对于故乡很多的土语总会研究一下，根据它的会意琢磨一个相对准确的词汇。例如贾英莲嘴里说的“闯门”，我觉得不是别的地方说的“串门”，串门有从这家到那家，从那家到另一家的含义，但我们村各家的来往更适合用“闯门”来对接。无论谁去谁家，都不会事先预约，大概都是站在院外喊一声“家有人么？”便进了院子。其实这声喊只是报告一声，与家有人无人大体无关。闯门便入不是失礼，是相互间的不设防。

贾英莲回头的一瞬，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她的嘴里有两个金光闪闪的牙齿。那是我有生以来次看到镶牙的人。从那以后，每次再见到贾英莲，我都要注意她的金牙。她的嘴变得神秘，不知道说哪一句话时，便会金光闪现。

贾英莲放到我家窗台上的果子是菇茑①。红红的菇茑像玩累了的小女孩静静地躺在石窗台上。我踮着脚扒着窗台一直注视着这些奇怪的果子。

我们小的时候，生产队无论分什么，都是按着人头来分。别的人家人口多，都有壮劳动力，分得粮食和所有物品都会比我们家多许多。我爸是一个工人，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地方上班。我妈是一个民办老师，生产队只给她记半个人的工分，而我和哥哥还只是孩子。所以，有时分粮食，别的人家要去几个男劳力扛回来，而我家我妈随便打发我和哥哥任何一个都可以把粮食拿回来的。

一次生产队分了煮熟的肉，是哥哥去领的。我家分到了一碗，六岁的哥哥一边走一边吃，等到家时，吃得没有多少了。二姨看到了哥哥的行为，没有制止，而是先于他到了我家向我妈秉告，不是村里少分了你家的肉，是胖小在路上就开吃的了。这件事我妈到现在有时还要拿出来说一说。即使二姨不来家里告诉这事，我妈也不会找生产队去的。一是她根本不知道生产队分了多少猪肉，二是她知道村里一定是公平的，尤其是当我家是一个小孩子去领时，生产队只能多能而不会少给，三是我妈是一个从来不计较的人。

只是这件事之后，我妈给我们定了一个规矩。以后再有外人送了东西，孩子一定不能先吃，要让大人看到多少，心里有个数，以便日后还人情的时候知道深浅。

太阳已经滚到西山后面去了，秋季的村子里凉得很快。跑了一天的羊正从南山上轰隆隆地往下冲，踩落的石头哗哗地响着滚向沟里，羊们欢叫着要到河溪边喝水。那里有一眼全村为清澈的泉眼，四季不冻，泉水甘冽。羊喝过了人喝，人喝过了羊喝，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的眼睛盯着那些菇茑，在猜测着这是什么。羊归圈不久，我妈就该下班了。她每天顺着西沟翻过南面的山去一个叫森林屯的村子教书。每天太阳落山她才能回到家。一整天，我就是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玩土玩泥玩虫子。

村子太小了，没有商店，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醋是什么东西，家家也不吃那个东西。只吃酱油。酱油是散装的，孩子们上学时从学校附近的商店用洋棒子装回来。洋棒子这个词是我小时候使用过的，如果不是年前回了沙卜台，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个词了。一旦各家急需了酱油，家长便派孩子拿着碗去别人家借。

长大后我考虑过为什么都是派孩子去借酱油，我突然发现沙卜台的人竟是那样善解人意。一是孩子去了别人家借，一旦那家也没有，不至于太难堪。另一个原因是小孩子走路不稳，不会借给太满。一般的时候怕洒，孩子们都是借回来大半碗。而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人去还的。因为大人在碗里要装得多一些。这个乡俗对于后来走出去的我，受益很大。我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是从小心里没有这种意识。谁对我好一点，都觉得欠了别人许多。

村子里借米借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借，可以还的。

但是贾英莲送来的菇茑却是还不了的。全村子只有她家有。我上了小学之后，又一次吃了贾英莲送来的菇茑后，实在忍不住馋，跳到她家的院子里去找。菇茑没有找到，但是在她家的房后，我发现了二十几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植物。我断定那就是菇茑秧。再后来，我在林延明家和木匠家相隔的墙边，还发现过三两株菇茑秧，村子里其它地方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植物了。

林延明家门外的那几株离路边太近，我从来没有见过它结果。所以，贾英莲家的菇茑便又成了村里的。

我妈回来了。我告诉她，有一个人给送来了这个东西。我妈一看菇茑就知道是谁来过了。沙卜台对于任何人来讲，没有秘密。何况这还是贾英莲每年秋季都要在村子里上演的热情。

贾英莲家的菇茑只是长在她的家。她家的菇茑却能爬上全村人的舌尖。她像是一个生产队长，每年那个时候，她都要按着人头，各家各户地把菇茑送到。随着我的一点点长大，我也会判断出她家房后的菇茑秧上这一年到底是结了多少果子。

那天晚上，我妈把菇茑分给了我和哥哥，她只是拿起来一个尝了尝。菇茑穿了一件五边形的红外衣，轻轻地撕开，里面便露出来一个圆溜溜像是拇指肚大小的红果子。那才是真正的果实。在煤油灯下，菇茑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用舌尖舔住了它的头。我妈在一边问，好吃么？

我用力地咬，一股酸甜的浆汁喷了一嗓子。我顿时觉得呼吸有些迟顿下来。长到五岁了，我的味蕾上只单纯地重复地记忆着玉米、高粱的味道，而像地瓜、苹果这些食物的味道是季节性的，而菇茑这种野果陌生的味道足以让我的舌尖震颤。

当兵后，一次，我在团长家的院子里帮着种一种植物。他的家属说是菇茑。我觉得它的样子长得怪怪地，一点也不像贾英莲家房后的菇茑。随着那些植物的成长，我发现团长家院子里成熟的菇茑竟然是白色的皮，而那种皮熟了之后来总要紧贴在圆圆的果实上。那种果实是青绿色的，不鲜艳，也没有食欲。用手指剥开包在外面的皮，里面的果实才会露出头来，那种菇茑的样子像是小男孩的包皮裹住的小小的龟头。

团长家属说，她收获的这种叫家菇茑，我说的那种红艳艳的菇茑叫野菇茑。也就是从那时，我发现，我童年记忆中的许多东西，都要被别人冠上个“野”字。

当然，我的童年也可以叫做“野童年”。

再以后，我在城市的许多水果摊上，都看到过菇茑，但我认为那不是我认为的菇茑。而我对于贾英莲放到窗台上的菇茑一直称之为“菇茑”，我不想在它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野”字。加上了那个字，似乎是污灭它的出身。我说不清这种感觉。

有一年，我在黑龙江宁安的一个集市上遇到了一个卖菇茑的。那个时候，听说贾英莲已经去世。看到摊在地上的红灿灿的菇茑，我怕是像是被谁抢走了一样。我说称一下，全要了。摊主看我的眼神有些诧异。其实她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想着我的贾大姐。那天，我穿着军装，拎着一个破烂的编织袋走进营区的风景实在不协调。好几个战友看着我的样子，问我拿的是什么。

吃过了贾英莲送来的菇茑。我妈对我说，以后再见到她，管她叫大姐。

在沙卜台，人与人之间都是有一个称呼的。辈份大的叫尊称，辈份小的不管多大岁数直呼小名，不会有人见怪的。

从那以后，我再见了贾英莲便叫大姐。这个大姐实在是大，她比我妈的年龄还要长几岁。尽管她三十多岁，我才五六岁，但自从知道应该叫她大姐以后，叫得便是极其自然了，好像这个称谓就应该是和她对应的。直到我家搬回到我爸出生的那个村以后，我才弄清为什么称贾英莲为大姐。

贾英莲堂姐妹一共五个。她好像是老大。而小名叫贾小五的贾英媛嫁给了我的大堂哥，成为了我的大嫂。我大嫂的大姐自然就成为了我的大姐。

从送菇茑之后，很久没有再见过贾大姐。我们住在上沟的人，如果不是劳动通常不往下沟去。而下沟只是河南岸一家，河北岸一家。离得远，在我们小孩的印象中都有些像是外村的人。

再是遇到贾大姐，是一次我从沟外往回走。贾大姐坐在她家的墙上唱。远远地隔着河套，看不清她的面貌，只是看到一团绿，坐在墙上，兀自地唱着，不停地唱着，伊伊呀呀中透着无奈。她没有向河北面走过的人打招呼，唱着唱着还在叹息几声，听上去有些悲戚。我抬头望了望前面扛着锄头的妇女。记不清是谁叹了口气，然后说，贾莲这又是犯病了。

出于对贾英莲的敬畏与尊重，我一直在心里称呼她的大名。她在村里其它人口中，名字是被简化掉了的。大家就叫她贾莲。可是，上学后，我在外村人口中，听到了她另一个称呼：贾大姑娘。那个时候我已经开蒙，能够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事故。再后来，外村人又再次提到她时，我明白无误地判断出他们所讲的“贾大姑娘”里面包含了“假大姑娘”的意思。到底是哪一种表达，是要看外村人讲述她的时候把她放到了一个什么角色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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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中国社会罕见的村庄，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在那蒙昧的年代里，他们有超前的意识和秩序；在改革开放追求物质的年代里，他们依然保持着质朴和单纯，保持着精神上的幸福感。尽管村庄正在老去，正在消失，但发生的一切都会因为胥得意的长篇散文保存下来，并将永久存在。

    在精神上，我们看到一个堪称人类共处范本的村庄，好似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拉尼亚”，但“乌拉尼亚”是不存在的，而沙卜台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正从我们身体内飘然而过。

我不知道沙卜台的历史始于何年，但知道它将在不久的未来消亡。我给不了这个村庄梦想，只能尽我的努力留住它的过往。用心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为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庄写传，为在这里曾经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们，留下一点声音，一丝痕迹。我没有落下一户一人的原因是，他们和我共同组成了活着的沙卜台。写到他们每一个人时，无论是活着还是故去的，我们都在一起。

前言

谁到过我心中的那个村庄（序）

这个念头像是一只虫子，在心头蠕动了多年。有些痒，后来痒变成了痛。这种痛来自思念。我终于决定下来了。不然，灵魂似乎不会安生。

这个念头是写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它的前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它的后世可能会预料得到。不久的将来，它将会一点点消逝。只留下那条山沟里的残垣断壁，满院荒芜，悠闲在山上的野鸡，还有正渐渐回归的狐狸和山狼。而当人们从这个村庄里消失，可能野兔会在很快的时间占据人们曾经居住的院落。毕竟，现在人们有时会突然发现在哪家废弃的院子里，蹿突出几只野兔，一边冲向山坡，一边回头张望。野兔已经成为了村中的成员。

斑鸠还在南山松林里鸣叫，那是它们世代的家园。傍晚时分，它们的叫声显得空寂而孤独。那片松林，在我开始有记忆时，树就那么大，而我已经从孩童走进了中年，那些树还是那个样子，岁月一点也没有给它们留下什么痕迹。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条山沟里的每一棵树木，都见证了辽宁西部和内蒙东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坦露在风里的历史。

我必须要动笔讲述和记录这个山沟里的曾经生活的人们了。这已经是一个迟到的书写，因为，我在接下来回忆与讲述中的人物，许多都已经不在了人世间。除了村子里还活着的人们偶尔在他们的坟边走过时，会突然想起原先身边还有过这样一个人，或是停下半分钟，冲着坟说上几句家常。好像坟里的人还在，还没有离去。

其实并不是活着的乡邻居对死去的人有多么想念，而是活着的人有些孤独。路过了这里，若不和坟里的人说说话，恐怕一天里也没几句话说了。

山沟之小，小得连同一个乡镇的人一多半不知道它的存在。就是本村的人，到过这个自然组的，恐怕也不会达到一成。想想这个山沟，该是多么寂寞。

风在山谷里无聊地遛着弯，甚至有些懒沓沓的。半天工夫，便把所有的坟头都遛了一遍，把各自的话和信息捎到了彼此的坟地。村里的节奏实在太慢太慢了，人们抬起头看一看时候，太阳好像都是睁不开眼。清晨公鸡啼鸣格外嘹亮，那是村子里清脆响亮的声音。再便是母鸡下蛋后的兴奋。当那五六声“咯咯哒”没有引来同伴的祝贺时，母鸡也只好扫兴地低下头去寻找食物，补充肚子里猛然空出来的一块空间。

狗和人太熟悉了。村子里的狗都不会叫了，温顺地低着头跑来跑去。

除了冬季以外，山沟里的景色还是很生动的。我对于各种中草药的识别，大概都是这条山沟给了我初的启蒙。以至于，走出那条山沟后，每看到一种草药或者野花野草，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乡的哪片山坡上生长着这种植物。

童年的记忆如同小时候生产队马匹身上烙下的标志，一生也是挥之不去的了。

我要记录的这个村庄叫沙卜台。我敢确定，这个村子里生活着的和生活过的人们，基本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叫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知道的原因是他们或许觉得，一生下来这个村子就叫这个名，一嫁进来村子就叫这个名，一直到死去这个村子也是叫这个名字，没什么奇怪的。这个名字和他与生俱来，生活还没有忙碌过来，没有必要去琢磨村名的来历，这对于生活来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

但是当我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省份时，我对故乡的名字产生了极大的疑惑，随之带来的是兴趣。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村名是一个蒙古语，它大致的意思是“带有泥沙的沟”，我发现我是全村知道它底细的人。而我像是发现了一个秘密。循着这个秘密，我越发对它产生了讲述的冲动。

我对“带有泥沙的沟”的解释是抱有怀疑的。这有些不太符合实际。据我所知，那个山沟是全乡四季流水的沟，这在整个县境也不多见。要知道在辽西这个以干旱闻名的地界里，有着这样一个山沟存在，实属有些奇迹。

我小的时候，村子的河套里，一个连着一个的水坑是我们天然的游泳场，村子里的孩子全是在那里学会的游泳。水坑一般有半米到两米深，清澈见底，根本没有所谓的泥，只有水向外流出的溢口处，会积聚着一些浅绿色的粗沙，而那些沙子日日夜夜被河水濯洗着，极其干净，小孩子有时还含在嘴里不停地吞吐，让它代替刷牙。

长大后，向别人描述我们的村子时，总要讲到水里的鱼。每个水坑都有鱼，至少有六七种鱼，长的有一尺。奇怪的是村里的人不吃鱼。好像鱼不是食物一样。我们在河边玩的时候，随手就会抓上来几条，然后用河边的弗石把鱼剖开，晾在石头上，任其风干掉。

只要一到夏天，所有的水坑都积满了水。沟里到沟外，一个水坑的水流向另一个水坑，它们中间有着半米到五六米的落差，整个沟里到沟外，几十个水坑下来，差不多有二十几米的落差。白花花的水从高处落向低处，小水潭里旋转着白色的花朵。在那朵朵白花中间，裹着多的是“小鱼精儿”。村里的人从来没有对水的这种流法命过名。我读了《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后，才知道水的那种状态应该叫瀑布。瀑布只不过有大有小而已。庐山的瀑布大而闻名，李白把它写成了名诗。而沙卜台的瀑布，由于众多，又小得只有瘦瘦的一条，没有人给它起过真正的名字。和山上的野花一样，大家都是描述着它的样子，有时，真叫不出它的名字。但即便如此，我们共同的语言体系里，都有着那些生命的存在。

沙卜台的鱼和孩子们一同游泳，水是同一河水，生命与快乐同游。

沙卜台的花和人们共同呼吸，花是扎根在这里的生命，年年开放，观望着人来人去。前一年还是采摘它的人，说不准第二年就匍匐在它的身旁了。

村外近年修了一条公路，路在沟门口跨沟而过。因为沟口只有七八十米宽。如果不仔细向沟里张望，几乎无人发现这条沟里会有着人间烟火。尽管它离镇上才六公里的距离。而对于我来说，这条沟里，近50年以来，一茬茬人的身上，竟发生了那么多故事。

村里的人不会把这些当成故事，因为那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没有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回味那些故事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当然，我也没有认为这些故事有什么价值。只是我想讲给别人。如果我不成为这个讲述者，那个村庄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就会埋在山坡上一座座土坟里。

关于如何讲述村里的故事，我一直没有想好。不想给他们加入更多人为的想象，也不想把别人后来的讲述补充进我的记忆之中。我只想讲述我眼中的、我经历的、我认知的这样一个村庄。那么多的人已经故去，而活着的人正在奔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每一个人活着，都是向死亡更近地行走着。当我看到一个又一个由健壮一点点变成微弱的生命在那个山沟里悄无声息地生活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将“上山”时，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会从心底而瞬时涌起。哪怕他们不去读或是读不懂我写下的文字，但我还是希望他们知道，一个从沙卜台出生的孩子正在思念着，而以讲述的方式证明它曾存在于人类社会。

而我，在每个睡不着的夜晚，都会想象着我出生的那个山村。在我的眼里，那个山村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当我在初中的课本上读到《桃花源记》时，整堂课上我几乎都是处于跑神状态。冥冥之中感觉陶渊明似乎来过我的故乡，那堂课上，沙卜台门口似乎出现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山洞。而里面装着无数的秘密。

沙卜台里没有万顷桃花，但村庄前山的一山枫树却是谁也说不清的秘密。村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来历。每棵枫树都有腰那么粗，甚至更大。春天它吐出满山的嫩黄，淡绿的叶子间，夹着一簇簇乳黄的花朵。夏天它又是漫坡墨绿，只要一抬头，清爽迎面从山上滚进各家各户。我在课本上得知北京香山的红叶后，也一直想去看一下。当我次看见香山红叶时，我无比的沮丧甚至是愤怒。觉得作者太过于吹嘘，而欺骗了我。那也叫红叶？那时我又想起了我的沙卜台，只要一到秋天，枫树会把整个山坡燃烧。这一片淡红，那一片深褐，红绿黄间杂在一起，一幅锦绣就铺在每家的窗口。这一种美景年年在秋季里涂抹出来，而除了村里的人以外，没有多少人知道沙卜台里竟掩藏着这样的景象。那几十个人悄悄地分享了大自然的赠予。当然，他们没有诗情画意，他们只把这景色当成了生活。枫树落后，不久雪会封住山沟，冰会封住河溪。而人们开始面对一冬的阴冷，开始一冬对春的渴望。

当我发现我和这个村庄已不可分割的时候，我家已经搬离了沙卜台，回到了我父亲的出生地。在沙卜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生活的全部，村里的人连往外走的梦想都好像没有存在过。可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突然发现我还有一大家族的人。一下子觉得世界被塞得满满，而我失去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

在后来的这个村庄，让我开始领教人生。那个时候，正是赶上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由此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两户人家在吵架，甚至动手。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都会放下手中的课本或者饭碗，跑出去看新鲜，这种情景是我在沙卜台时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沙卜台的家与家之间从来没有吵过架，只有个别的家庭会有一点不可避免的小矛盾发生。我远远的站着，看着两家人十几张口分不清语言内容的恶骂，没有理可讲，丰富的语言在谩骂中表达着心中的愤怒。几个小时的骂仗下来，或许能够从渐渐歇息的对骂中听得到一点点战争的缘由。原来是一家的鸡跑到另一家下了蛋，而另一家却是坚决不承认。平日里发生的战争大体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吧。

我家搬家是为了让我上学更近一些。新家离学校不到两公里。而我原先上学却要步行六七公里，翻两座山，过三条河。我艰苦的童年已经被我稚嫩的脚板踩成了过去。而新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兴奋。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放了学是要回到沙卜台的，那里有着我的二姨家，实际放学回到那里，要比我原先上学的路还要远，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是远。很多时候，放了学，脚步不由自主就走向了那个方向，像是被什么牵着。长大后我意识到，沙卜台有我的神，一直在牵着我的心。

在外多年，我是一个总做梦的人。我的梦如果梦到不好的事，差不多都是后来搬去的那个村子，不是这个去世就是那个生病，而一旦梦到沙卜台的时候，几乎处处鲜花遍野，桃果飘香。

那个夏日的下午，我在电话中突然得知二姨去世了。尽管那是一个下午，我却觉得眼前一片灰暗。在新建成的小区楼顶，放纵的泪水淹没了我整个世界。她去世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包括我深爱的母亲，我二姨在世的妹妹。

二姨的去世，标志着我从此没有了故乡。在城市蜗居多年，每到夜晚时我都要想象和怀念这个村庄。尤其是当无边无际的黑夜团团将我裹住，而耳边却还是无休无止的车马喧嚣。当天一亮，又挤进地铁里的滚滚人流，面对一张张陌生的脸，却要面对面的呼吸。哪怕是和一些新认识的人在一起认真地加着微信，但隔一段时间面对那一个个名字时，大脑中却会是一片空白。天天面对如此的生活，整个人像是被细细的绳索五花大绑的粽子，血液像是苇叶包裹着的那一团粘粘的糯米，内心如同粽子中间裹住的一个枣，颜色还是枣子的颜色，味道也是，只是只有自己知道它早已被生活这锅热汤炖得面目全非。

所有这样的时候，我都要迅速地逃回我的故乡。故乡对于我来说，虽然已经离开了几十年，但是精神上却须臾不曾分开。有时，我却会惊异于我的记忆，我竟然会清晰地叫出故乡每一条沟、每一块地、每一个水坑、每一个人的名字。要知道，那些名字都是普通而又奇怪的，五花八门的，但这些名字，可能除了我们那个村子里的人，再也不会有人知道它们。因为，它是独属于我们的。它就隐藏在那个山沟沟里。那些沟沟岔岔像是一棵树庞大的根系，牢牢地固定住了我思维的土壤，而我，又用孤独回忆的雨露滋润着这些名字。

我要记住这些名字，哪怕那些水坑已经像老人深陷的偌大眼窝，干涸着坦露在河床之上，哪怕许多人都已带着一世的故事成为了山坡上的一个个土丘，哪怕一座座房子梁断墙塌，但这些都曾滋养了我的心灵。

我有一万个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对它如此痴迷。村子里的人多数没有走出那里，他们没心思也没心情去琢磨它的前史。而那些走出去的人，或者可以说是逃离，或者可以说是拼搏着离开。

让我开始向您讲述吧。

我要讲述的故乡不是现在的这个故乡。它们只是使用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我要讲述的，是我童年时的村庄。虽然已经故去，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永存。

中国在快速地小城镇建设，说不准村里仅存的这些乡邻什么时候也要迁到了城里或是到了山上。那时，这个村子，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村庄了。我会对那些到访来考查中国近代农村生活的人们一一讲述这里的人们。

对于故乡，我有我的判断和划定。我一直对别人讲的是：那个村子，只有13户人家，81口人。我在那里出生，是81分之一。

还有，全村只有一把锁，仅仅是一只形式上的锁。

如果谁有耐心，我便要开始讲述沙卜台的故事了。我断定，不会再出20年，这个村子可能真的不存在了。

而除了我，谁会知道那里的故事呢。谁有耐心去讲呢。

沙卜台，一个无锁的村庄。一个人人心灵没有上锁的村庄。

我输出了自己的灵魂（后记）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很多个夜晚，我会让泪水流得舒舒畅畅，那时心底一片清澈。写这本书是想了好几年的事了，只是没有想清具体的结构。当我写完后一个章节后，我觉得人整个瘫下来了，浑身疼得动不了。而精神却是空空地，我觉得我的灵魂已经全输入在了这些文字里。

当我把这些书稿打印成大字寄给我妈时，我哥对我说，她读得特别认真。她不解的是，我11岁离开了沙卜台，到18岁就离开了老家，怎么会记得那些事。我不知道如何来回答，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装着的故事，就像沙卜台的野草一样，一直在疯长着。

实际上，我哥不太赞成我这样直接地来写沙卜台的人和事。他说，传记在外人看来是故事，但在邻居看来就是笑话。白淑芝二姐和石玉梅二姐都当过老师，这两个蒙古女人的担忧可能不无道理，她俩的观点有些一致：是不是有些人的名字可以替代一下。

可是还生活在沙卜台的小宽媳妇却一直坚持：一切都用真名。因为沙卜台人的身世和命运再是怎么换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小宽媳妇发了好几次视频，村村通的水泥路正在通向沙卜台。三嫂也在精准扶贫政策下，住进了政府为她盖好的新房。只是这些变化那些逝去的人们都不会知道的。

这本书完成不久，石玉梅二姐在微信中对我说，她前几天回了一趟沙卜台，是延明妈去世了，她回去送一送。结果，就在她回到沙卜台第二天，老曹大爷也去世了。

这些消息扑通一声落入了我的心里，激起一片旧尘。我眼前顿时出现的是活着的那些人。

我哥看过我的书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些逝者其实都没死，只是半步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