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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六讲》是张清华为纪念海子逝世三十周年所作的一个系列文章。作者分别从海子创作的背景、海子诗歌的精神现象学特征、海子诗歌的母体与美学根基、海子诗歌中的感性与身体、海子的文化写作与元写作等六个方面对海子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梳理，尤其对海子诗歌中的意象与西方哲学的深层关系作了深入探究，这有助于读者把海子的创作与西方世界的精神版图有一个清晰的勾连和理解。《海子六讲》另外还附录了三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海子与骆一禾的比较文章，一篇是关于海子抒情诗的辨析，还有一篇非常实用地给出了海子诗歌的具体读法。这三篇附录与六篇讲稿一起，为读者靠近和理解海子的创作世界，打开了更宽敞的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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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

山东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著有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学术著作《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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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海子是能够构成精神现象学意义的诗人，他不只是一个贡献了重要文本的诗人，我还认为他是越来越具有“文明意义”的诗人。我个人的阅读史也是这样，随着理解力和阅历的加深，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的重要。明年就是他逝世30周年了，我觉得三十年前离开这个世界的诗人并没有走远，他的诗、他的语言仍然在生长。十年、二十年前你读不懂的，现在你读懂了；二十年前觉得拗口的，现在不觉得拗口了；二十年前觉得只是可以接受，现在觉得那些诗句开始“扑向你”或者你扑向它了，他开始在你身上延伸；他的语言是那样具有穿透力，像闪电一样从那个时代一下就扑过来，扑到你身上，发出声音，成为和你的生命经验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声音，仿佛你自己发出的声音。这是了不起的，不是每个诗人的写作都能够达到这种高度。

此刻我想引用恩格斯评论但丁的一句话，“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是从文明转换的意义上谈但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来谈论海子，刚才燎原先生讲到，海子的诗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宗教情结，有如此广博的知识架构，从地理意义上它也是无边无际的时空，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希伯来文明，几乎全部收入其中。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包容量和吞吐能力，就是因为他具有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所能够具有的最高的高度——既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也是在文明的意义上。

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在他们的童年经历了最后的完整的农业经验。我们的国家虽然从二十年代完成了终结传统社会的革命，明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的一百周年。我们虽然经过百年努力完成了政治上的很多变革，但是我们在文明的意义上，却仍然在经历一个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的巨大的历史变动当中，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还在变动之中，并未彻底完结。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自六十年代出生——我本人比海子大一岁，对此有着深切的同感。

与海子作同时代人是一件非常尴尬和惭愧的事。我常想他起那句诗，“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我自问，我是谁？毫无疑问我不是烈士，那么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小丑了。这不是谦虚，和一个真正的文化英雄相比，我觉得可以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文化上的定位，这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海子经历了完整的作为农业经验的童年记忆。所以，无论是他的抒情诗也好，长诗也好，都有一个底色，就是这个童年的乡村经验背景。你会看到“家园”，看到“村庄”，看到“周天子的雪山”、“中国的稻田”这样一些完整和巨大的词汇，当然还有“女神”、“村庄”、“马车”，所有的农业时代的意象，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总体性。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文明转换，既是从农业文明向着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转换，同时也是从总体性向着碎片化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换。在海子的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总体性，或者最后的农业文明的话语系统、符号系统，所有的美、所有的悲剧性、挽歌性、神性，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验系统、话语系统与符号系统之上。

十几二十年前，当我读海子的《山楂树》，看到里面有一句“高大女神的自行车”，我当时对“自行车”这个词觉得很不能接受，这么美的一首诗出现了“自行车”，它好像一个“硬块”，硬性地嵌在农业文明的烛光或神性的霞光当中，这个“自行车”作为金属物存在，我觉得是不恰当的，然而现在我能接受了，因为我意识到，他是农业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工业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如此使用词汇是恰切的。“自行车”这个词语也由硬块变成了他诗意的一部分，非常融洽和谐。

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诗人很多，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诗人很多，但是真正具有文明意义的诗人，我觉得只有海子，仅此而已。今天来不及展开细说，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实验：我让学生先诵读——高声齐诵屈原的《离骚》。《离骚》当然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篇，也是最伟大的汉语样本，而且它和一个诗人的伟大人格是匹配的，屈原写下了《离骚》同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他的生命抒写了这首诗。假设他写下了《离骚》还苟活于人世，那么他的诗就堪为一个骗局；但是他最终投江而死，离开了这污浊的世界，他用生命实践了他的伟大诗篇，那么他的诗与语言就不再是空话和大话，而成为了被生命见证的不朽之作，他的人格实践的代价和他的诗篇是匹配的。当我们读《离骚》的时候，会感受到这种伟大神性的召唤，觉得亲近他的诗也亲近了他的人格。

之后，我再让学生高声齐诵李白的《将进酒》，虽然没有《离骚》那么大的形制，但也气场了得，堪称是汉语的不朽样本。之后，我再让他们读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读完以后我问他们，你们觉得他们的语言、诗意和境界，可不可以放在一起？学生说“能”；我再问，那你们觉得，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李白的《将进酒》和屈原的《离骚》作为汉语，有没有脱节，学生说“没有脱节”；我再问，那么他们能比肩而立吗？学生说“能”。我说，“这可是你们说的，我可什么也没说”。

我让学生自己体验，让他们自己回答，而不强迫。得出的是这样的回答。

显然，当我们谈论诗人的地位或经典性的时候，是有尺度的，只是这个尺度经常会不一样。我在想，假如以一千年为尺度，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谁呢？无非是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有没有陶渊明、白居易、苏轼还要商量；如果以五百年为尺度，肯定他们都在，还要再加上李商隐、辛弃疾。若以一千年为尺度，有时候新文学里都找不见人——鲁迅很伟大，如果以一千年为尺度，他在不在呢，我也不敢说。那么假如海子的语言是可以跟李白的《将进酒》、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的，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海子？你们来思考。我觉得海子的重要性不是我们可以判定的，我愿意说他是五百年为尺度的，但这无法证实，因为五百年以后我们早不在了。但是五百年以后的人如果评论我们这个时代，说那个时代的人对诗歌的理解力、对诗歌的看法，是很“low”的，或者很有问题的，他们居然没有理解他们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个伟大的诗人。

这就是很尴尬的事了。在我看来，海子用他的这套符号系统、抒情方式、还有广阔的时空结构，充满神性的经验以及和广博的知识，建立了农业时代写作的最后的总体性。海子只活了二十几年，但是他的知识之广博——他对于基督教文明的理解、对于《圣经》的理解，对于世界历史的几个大板块的理解，还有对八十年代初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的那么多哲学著作的阅读——你读他的诗的时候，会对这一切感到震惊。他在艺术上跨界的领悟，比如对梵高的理解——那时即便在艺术界，人们对梵高的理解也还很不够，但是海子却视梵高为他的兄弟，他的领悟方式显然超出了知识和逻辑的范畴，还有，他称荷马、但丁等为“诗歌之父”或者“王”，称拜伦、雪莱这些浪漫主义诗人为“王子”，等等，这些说法已经超越、融化了那个时代的具体经验，升华到了某种文明经验的高度。

他是农业时代的最后一位“抒情诗人”，关于田园、种植、劳作、生殖、乡土社会中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所能够书写的，他都书写完毕了，在他之后再想抒情，再想建构词语的确定性和总体性，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所以在海子之后，有很多模仿海子写乡土诗、写史诗的人，都没有成功。可以说海子完成了农业时代的写作，作为和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所有农业时代产生的伟大诗人一样，他终结了那个语言系统，完成了其美学价值。同时他又开启了下一个时代，一个思想性的、智性的、怪异的、庞杂的，必然也必须延续下去的另外一种写作。持续这种写作的诗人是很多的，大家在共同推动这个进程，但我认为从文明的意义上，只有海子的写作才构成了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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