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新 lit 百度云 下载 azw3 rb pdf kindle

在差异化对立日渐显著的今天，中国道路何去何从？西方理论究竟是砒霜还是蜜糖？在根植儒家传统的土地上如何开出现代之花？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本书具体分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等数章内容。

导论

第一章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一、“共产主义中国”vs.“中国”

二、革命vs.现代化

三、西方中心主义vs.中国中心主义

四、迈向不同的问题意识

五、对中国研究的含义

第二章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一、历史证据

二、集权的简约治理

三、儒法合一的治理

四、当代中国的科层制化和简约治理

第三章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一、百年回顾

二、村庄社区的衰落

三、国家与村庄关系的三大模式

四、新型的民众参与模式

第四章国有企业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一些基本事实

二、霸权话语

三、不同的理论

四、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五、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论析

六、中国银行的案例

七、社会不公

八、重庆的实验

九、“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结论

第五章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一、中国历史中的“第三领域”

二、20世纪的演变

三、当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演变

四、改革时期的演变

五、“第三领域”司法和治理

六、结语

第六章国家·社会·市场：关于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不同的思考

一、现代西方的双重历史实际

二、现代国家能力

三、中国国力的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四、中华帝国的治理传统

五、当代的中国国家体系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可能的未来

七、传统“第三领域”的现代化

八、想象一个未来的图景

第七章新综合性视野与远瞻性愿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

一、探讨的问题与其历史背景

二、中国的新综合性设想

三、陆地与海洋分别的“一带一路”的具体含义

四、综合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五、超越性远见与实用性考量

六、“一带一路”与过去农村发展政策的异同

第八章探寻没有金融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乡村问题

一、资本主义的四大历史阶段

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三、新的远瞻性愿想

第九章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一、历史回顾3私

二、革命时期边区的互助与合作

三、美国农业合作社在矛盾法规下的演变

四、中国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实施以来的虚拟合作

五、可资借鉴的东亚模式

六、法律和法理角度的思考

七、全球化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乡村振兴35占

八、超越性的愿想

第十章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的人民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一、既非民主主义也非群众主义

二、作为抑制中国政治体系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的方法3万

三、借助“第三领域”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众化政治体系

四、中国古今的发包与承包治理体系

五、迈向“人民主义”化的政治经济体系

六、中国乡村振兴

代后记再论内卷化与去内卷化

一、人多地少的农业内卷化

二、官僚主义体系的内卷化

三、去内卷化的小农农业

四、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五、农业与工业发展型式的共通性

六、展望未来

人名索引

黄宗智，1940年生。有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学者萧公权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Protessor，Above Scale），2004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Modern China（《近代中国》）创刊编辑（1975年至今）。《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创刊编辑（2003年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很好著作奖）、《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很好著作奖）、《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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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话语所坚持的论点，即唯有私有公司才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一个伪命题。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应否扮演重要角色，更不是它们应否存在，而是它们的利润的用途和目的为何。迄今为止，其很大比例的利润被资本家、官员和国家机器本身所吞噬，而不是被用于全社会和公共利益，因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试图争论社会不公的现实并不存在，借助的是抽象的所谓“刘易斯拐点”模式，试图论证中国已经进入那样的拐点，其劳动力市场已经整合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同时，也借助美国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争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像美国那样占到总人口的大多数。但实际是，总从业人员和人口的85%仍然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和生活，被迫接受低等的报酬，超常的工作时间，没有或少有国家劳动法规的保护，没有或只有不完善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以及没有在城市学校受教育的权利。只要如此的社会现实依然存在，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具有可靠的内需依据。

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权力过度悬殊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如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抉择那样。如今中国正在摸索的方向是，怎样更好地结合国家与社会一市场。两者的二元合一无疑是国家能力和发展的关键，怎样将其做到最好乃是未来的关键问题。笔者初步倡议的是，逐步走向两者间更加对等的权力关系，让社会积极参与成为重大公共决策中的最主要的测验，让高度发达的社会力量来抑制当权者决策中所可能犯的错误。中国如果真能做到重大公共政策必须获得社会的积极和持续 参与、结合由上而下的领导和由下而上的参与，那才是能够发挥最大能量的国家与社会一市场间的关系的政治经济体系和道路。更多、更大的民众参与应该能够起到防御或缓解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体制性问题的作用。如此的治理当然会更高度渗透社会基层，但其性质会与现代西方国家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制权力的模式迥然不同。它的国力将源自政党一国家和社会间更紧密的互补互动和携手合一，不简单是垂直条条型的韦伯科层制或新自由主义所建构的放任国家，而更多会是第三领域型的组织。

未来，也许应该把群众路线的优良面定位于“民众参与”，处于形式化的选举制度和过度运动化的制度之间。不同于选举，它不是每几年一次性的、针对某些竞选人的选举，而是要求其成为每一个关乎民生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的必备条件，要求借助民众参与的力量来进行政策的拟定和实施，尽可能把衡量政策优劣的标准定于是否真正受到民众积极参与所表达的欢迎。当然，也不同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政治。

这样的话，不会像如今的西方国家那样把国家重大涉民公共政策设定主要依托于选举的形式，因为那样的选举只是多年一度的检测，而且多会取决于民众对某一竞选人的表面——如容貌、谈吐、风度、言词等——的反应，而不是真正对其实质性的人格和具体政策的反应。通过民众是否积极参与政策拟定和实施的检验，可以得知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会简单取决于政党-国家体制下超级政党的“动员”能力，更不会取决于在西方常常是关键性的政党竞选经费数额，而是取决于实质性的民众参与。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的至为优良的传统。

黑格尔声称中国根本没有法律可言，只有“实质的”（特殊的）道德价值和规则——这是如今仍然有人坚持的论点一因为它的根据不是理性、自由、意志和自觉（self -consciousness）。（古代）中国的政体极其专制，其人民没有自由意志、自觉“精神”（spirit）和“主体性”（subjectivity）。中国甚至并没有真正的宗教——儒学只是一些习惯和行为规则。

黑格尔的现代主义意见在其后得到不少学者更为系统的表达和推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韦伯（Max Weber，1864一1920）。对韦伯来说，现代法律必须是由“形式理性”所整合的，其从（演绎）逻辑得出的所有抽象和理性原则都可以一贯被适用于所有的具体事实情况。中国没有那样的法律，因此，其法律体系只可能是“实体主义”的，即具体而非抽象道德化而非理性化、特殊而非普适的。他随时可能受到统治者的干预，要么是随意性的，要么是特殊道德性的干预，因此，它只可能是非理性的。

中国古代的第三领域，说到底乃是一种君权相对“子民”（亦可见于父权相对于子女和夫权相对于妻子）之间权力悬殊的互动合一关系，今天仍然是个“大哥”和“小弟”之间的合一，容易导致强势方设定与社会需要相悖的目标、过分依赖个人逐利机制以及脱离实际的形式化监督管理等反面现象。但是，伴随社会组织的成长，“也许”未来的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国家和社会间权力更为均衡以及更为良性互动的新道路，既能够约束国家采用脱离实际的或压制性的政策，也能够形成更大能量的现代国家一社会二元合一的治理体系。

我们可以想象由下而上的但也带有国家认可和扶持的“国家化”社会组织，譬如，建立带有国家领导和扶持的，但是基于村庄社区由下而上的、村民积极参与的、真正服务于村民的城镇社区组织，以及商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组织，也包括社会一国家协同提供公共服务、福利、劳动保护、保险等组织。另外还有由社会高度参与的“社会化”国家机构，如纳入社会参与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消费者协会，以及公安部门和法院的调解组织等。在治理体系上，一方面固然应该在某些领域，特别是现代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新型领域建立所必需的“科层制”和“公务员”化机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多方面承继、更新中国比较特殊的国家和社会携手的低成本第三领域机构和组织。一种可能的远景是，形成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也是“现代化”的“‘中度’国家集权”+“较高度渗透社会”的第三领域（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现代中国式政法体系。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在第三领域的良性携手，能够释放出极大的能量。

中华帝国在其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性交汇点上的实际运作，则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准官员的使用以及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的方法。由此，我在这里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概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一治理传统，有一定部分的内涵在国民党时代、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的治理中留存下来。新时代对福利国家的需求当然会使旧有的简约治理传统的部分内涵过时，但是简约主义中的半正式行政方法以及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模式，也许仍然可能在中国起一定的作用，在其追求自身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个角色。

编辑推荐

黄宗智教授在中国农村史、经济和法律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面；他本人生长于美国，师从萧公权，却曾跟随爱新觉罗氏后裔刘毓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父亲是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一，哥大经济学博士，母亲则是传统乡绅耕读世家的闺秀。他本人一直在中西的分裂中成长并做学问，对“二元对立”有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在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后，他开始倡导“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这也正是本书题目中所体现的。本书回顾了在儒家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的古代农村治理中，由“乡约”和里长甲长等非正式人员来治理细事的历史传统，正是在这种国家中央集权与地方（县乡）实际治理的二元互动中形成了“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制度，这与很多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运用的韦伯“科层制”是对应不上的。可以说，这种“皇权不下县”而依托于民间调解的治理传统才是真实，西方的依托既定理论和带有感情色彩的研究都带有幻想的偏差。黄宗智老师所强调的“二元合一”除了上述的研究对象的二元合一，还包括研究方法的二元合一。如他本人所说：“我们要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既有深刻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他的“二元合一”研究理念也可以理解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全盘接受西方也不全盘吹捧中方，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自由穿梭，选取的是真正适合于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

书籍介绍

“超级教授”黄宗智新作！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出发，以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机制为基础，挑战西方模式的霸权，展现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逻辑。大学问出品

摆脱西方唯我独尊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传统土地上的现代发展新愿想。

【内容简介】

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结合，它的表现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皇权不下县”的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治理体系等。在本书中，黄宗智教授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出发，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机制和绵延到今天的现代化路径，揭示了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的儒法合一的政治体制、正式与半正式共存的形态才是中国的真实，反思了西方理论的局限和幻想的偏差，其研究展现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逻辑。

【本书亮点】

1.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6号图书，丛书主编“超级教授”黄宗智本人的专著。

2. “小农”是黄宗智教授的看家领域，本书在展现作者深厚的农业研究功底的同时，也涉及经济和法律方面，深入讨论了历史传统影响深远的农村治理中的现代问题。

3.黄宗智教授是将“involution”引入中国并翻译为“内卷”的第一人，他倡导的“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是对非黑即白的对立思想的驳斥，致力于呈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正规与非正规、传统与现代二元合一的中国。

4. 在差异化对立日渐显著的今天，中国道路何去何从？西方理论究竟是砒霜还是蜜糖？在根植儒家传统的土地上如何开出现代之花？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5. 封面别具匠心，选用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耕织图》与现代机械化农业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历史与现代、中式与西式、回顾与展望的共生共存。

【编辑推荐】

黄宗智教授在中国农村史、经济和法律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面；他本人生长于美国，师从萧公权，却曾跟随爱新觉罗氏后裔刘毓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父亲是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一，哥大经济学博士，母亲则是传统乡绅耕读世家的闺秀。他本人一直在中西的分裂中成长并做学问，对“二元对立”有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在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后，他开始倡导“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这也正是本书题目中所体现的。

本书回顾了在儒家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的古代农村治理中，由“乡约”和里长甲长等非正式人员来治理细事的历史传统，正是在这种国家中央集权与地方（县乡）实际治理的二元互动中形成了“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制度，这与很多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运用的韦伯“科层制”是对应不上的。可以说，这种“皇权不下县”而依托于民间调解的治理传统才是真实，西方的依托既定理论和带有感情色彩的研究都带有幻想的偏差。

黄宗智老师所强调的“二元合一”除了上述的研究对象的二元合一，还包括研究方法的二元合一。如他本人所说：“我们要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既有深刻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他的“二元合一”研究理念也可以理解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全盘接受西方也不全盘吹捧中方，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自由穿梭，选取的是真正适合于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