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在碑志·世变下的五代女性 最新 lit 百度云 下载 azw3 rb pdf kindle

五代时期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家庭地位？本书立足32帧女性墓志碑文，结合史书等百种以上的史料，通过探讨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世变下的妇女角色，藉以观察五代至北宋社会家庭史的连续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五代女性“男尊女卑”“无所作为”的固有认识。书中穷尽挖掘墓志碑文里的信息将成为研究家庭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也为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从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宦女子、英雄子女、寡妇到后宫嫔妃，书中探讨的女性身份多元，呈现了一幅五代女性图像，借此我们得以窥探当时五代女性周围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五代女性扮演的世变中的贤妻良母，除了具备传统的美德，还要帮助夫家的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

“五代在碑志”

“五代在碑志”系列包括《世变下的五代女性》《五代武人之文》《五代的文武僧庶》三种，通过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五代墓志碑文，并运用“史学六问”“五鬼搬运”“数馒头”等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了社会流动、文武交流、妇女角色，以及墓志笔法和史学方法等问题，同时涉及五代官制、宗教与司法。有别于传统“五代女性无所作为”“五代重武轻文”等观点，“五代在碑志”研究文武间的交流和武人的乱与治，爬梳细分“阶级流动”和“阶层流动”，并对传统的“唐宋变革”脉络进行重新审视，以及探讨世变下不容小觑的妇女角色。

本册导读

编 不变与变： 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

五鬼搬运夫死从妻 (郎氏、刘氏) /5

僧官写命妇 (王言、张氏、匡习) /20

妻也! 妾耶? (吴蔼、曹氏、李氏) /27

框架乾坤 (韩通、董氏) /46

难道是不孝子与负心汉 (姚奭、米氏、李氏、 邵雍) /64

虚实王妃 (王万荣、关氏、后唐明宗、王淑妃、刘鄩) /79

第二编 世变： 社会流动与文武交流

冤家聚头文武合 (张全义家族及姻亲、李罕之家族及姻亲、杨凝式) /103

文艺沙龙: 两位枭雄的子女 (李从曮、朱氏、 朱友谦、张氏、李茂贞) /201

成功儿子的背后 (石金俊、元氏、石仁赟) /214

武人何辜(李涛、 汪氏) /224

杀兄代父枕边人 (冯继业、程氏、宋白) /230

合三家之力五姓之好 (张涤、高氏、张恭胤、阎湘、阎光远) /240

妻弟与妾子 (吴蔼、曹氏、李氏) /249

第三编 世变下的妇女角色

寡母心翰林笔 (张涤、高氏、张恭胤、阎湘、阎光远) /257

段元妃遇上郤献子 (权氏、崔氏) /262

从子之荣 (王玗、张氏、王筠) /271

哭母伤目求免官(梁文献、镡氏、梁鼎) / 278

法律人妻的欢与愁 (姚奭、米氏、李氏、邵雍) /292

谁有资格当主角? /320

子胜于父 (王玗、张氏、王筠) /321

字里行间 (石金俊、元氏、石仁赟) /323万古千秋兮识兹名氏 (李从曮、 朱氏、 朱友谦、 张氏、李茂贞) /326

梁氏有后夫人之力 (梁文献、镡氏、梁鼎) /331

总论

附录一: 墓志之篇幅及时地人分析 /400

附录二: 墓志格套一览及分析 /414

    柳立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退休）。主要著作有《人鬼之间：宋代的巫术审判》《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宋代的家庭和法律》。

    山口智哉：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现任台北大学助理教授。

    李宗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博士，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刘祥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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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母伤目求免官

（梁文献、镡氏、梁鼎）

柳立言

墓主梁文献（924—968）卒于北宋太祖乾德五年十二月底，约二十五年后（993）于洛阳下葬。墓志撰者直昭文馆句中正（929—1002）应是他昔日的同僚或朋友，罕见地在序言描述文献寡妻镡氏（934—1003）如何抚育子女长大，所花的篇幅，仅次于文献一生的宦业，后说：“梁氏有后，盖夫人之力焉。”再过十年，镡氏去世，同年祔葬于夫墓，撰志者是独子右谏议大夫梁鼎（955—1006），数说自己从中举以至通显，“皆太君(母亲)教诲之力焉”，究竟镡氏对梁家有何贡献？另一方面，自谓通显的梁鼎为何只有散官而无实职？

梁文献出自仕宦世家，至少三代为官，兼治军民。曾祖父是唐代峡州刺史；祖父是容州司马，属高层文职僚佐，遇到“唐室土崩，士族奔迸”，乃西迁至益州定居。自从成为皇室避难所之后，四川聚集了大批的唐朝士族，常为地方政权所延揽。唐亡，前蜀建国（907—925）。可能沾了旧族之光，父亲后担任剑州监军使和剑门关使，算是军事重地的要职，不过墓志说他“以亲老居贫，仕不择禄，伏膺戎阃，至于没齿”，似乎兴趣不在管军而在字民，但终身不得志，也许会寄望于儿子。令人奇怪的是，墓志不记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大抵隐身幕后。

梁文献是次子，出生第二年，后唐灭蜀（925），随即是董璋和孟知祥两强相争。经过九年之久，知祥建立后蜀（934—965），同年由儿子昶继位，亦即后主，开始偃武修文，整饬吏治，例如发布《官箴》（941），其中四句后来被宋太宗摘录，令州县刻石，置于官署，成为今日有名的《戒石铭》，上写“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文献二十岁时（944），蜀相毋昭裔将《九经》刻石，置于成都学府，并在九年后刻板印刷，以广流传。儒风日盛，文人乃得乘时而起。

文献二十五岁时（949），后蜀开始开科取士。后来文献中举，首任便是永平军节度掌书记，一般位在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和判官之下，而在推官和巡官之上，如得到信任，便是幕主之喉舌。之后，文献“虽可乐于从军，祈字民于县政”，又谓“侯弓应聘，郁王佐以盘桓；牛刀字人，局儒术而闲放”，也许真的以儒术吏治为己任，或要完成父亲之志趣，乃离开帅府，两任县令。不久，“属边藩幕画，必简长才。咸推侃侃之儒，复署翩翩之职”，又回到戎阃，出任山南节度掌书记。事实上幕府亦需要文治之才，往往精英云集，而且文武并肩，可以产生极有潜力和前途的人脉。无论如何，墓志以两个“儒”字加诸文献，又说“方孟子之无时”，反映他的长才在文不在武。然而，分裂有时要靠战争来解决。

后周世宗有意统一天下，后蜀首当其冲。文献三十一岁（955）时，后周一口气吞并秦、凤、成、阶四州；再过十年，北宋只花了六十六天便越过剑门，进入成都。文献人微任轻，轮不到以身殉国，但新的职位可真道远，是曹州乘氏县令。在四川落籍超过六十多年后，梁氏远赴无亲无故的山东就职，约三年后死在任上，年仅四十五岁，遗下镡氏和未成年的一女一男。

寡妻亟需面对的问题是归葬，因为若葬在外地无亲人祭拜，虽不致沦为野鬼，但也渐成饥魂。墓志说：“府君(文献)尝谓其子曰：‘嵩少伊瀍，神仙薮泽，终焉于此，诚吾志乎。’”这句话对未满十四岁的梁鼎来说意义不大，对寡妻来说却是千斤重担。扶柩到了河北的大名府，实在走不下去，只得权窆，直到二十五年后才能迁葬。就此来说，文献的身家不算丰厚，又因官位不高，不能荫补子弟。梁家快要跌落被统治阶级，复兴大任落在三十四岁的寡妻肩上。

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回到益州，镡氏“以余俸税田，用资伏腊，以逮成人”，以文献的遗产购买田地，多是佃人耕作，以其收人用于祭祀和日常生活，尤其是抚养子女成人。伏腊一词三义，亦可解作妇道甚修、治家严整。墓志说她“聪敏”，没有明言她如何购买和管理田产，可能亲自议价、交割、督工和核数，精打细算。

其次是幼女的大事。如是梁鼎之姊，当时应超过十三岁，或已及笄。墓志序言说镡氏“诲之织纴，归士君子”，精确指出寡母的任务就是替女儿作好准备，要嫁给士人，维持士族的地位。女儿小字金华，夫婿是“琅琊王骥”，这个真假难分的地望自是用来标榜身世之不凡。他在岳丈迁葬时已进士及第，并曾在永嘉担任从事，但没有记下其他官职，可能中第未久，反映在联姻时并无功名。就此来说，镡氏颇有知人和先见之明，可向先夫夸口。

后也是重要的大事，便是独子梁鼎的举业，既要完成亡夫未竟之志，也是维持官宦阶级的必要条件。镡氏“右执槚楚，左持简册，训若严师，成其国器”；梁鼎也说：“鼎尚幼，太君手执《诗》《书》，躬自训导，洎志学之岁，则诲以从师。”以今日的标准来说，梁鼎的国中教育是由寡母完成，之后由寡母督促，从师学成。那么，寡母的学识从何而来？

镡氏能将女儿嫁给士人，又亲自教育儿子，除了夫家具备一定的条件外，跟娘家也不无关系。她的曾祖父是唐朝的彭州九陇县令，祖父不仕，父亲是前蜀的学士院副使，从教读“简册”和“《诗》《书》”来看，应指负责草诏的翰林学士院而非画院，是相当重要而且清高的职位。梁镡联姻可说背景相若门户相当，可以互相扶持。蜀亡之后，镡家不见新的官职，可能自顾不睱，但士族的余晖在宋代还是光亮的。

镡氏是四女，“聪敏柔顺，德冠闺阃，敦睦慈爱，仪形姻戚”，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学识，其实至少达到今日的中学程度。由此可知，墓志不提之事，有时不是并无其事，而是可从他事推想出来，不言自明。墓志撰者不明白说出，因为他们不曾预料我们会用墓志来探讨妇女的文化水平和做了什么外事内事。

对寡母的贡献，梁鼎说：“鼎于太宗朝登进士甲科，自释褐，逮阶通显，历任中外，咸著声称，皆太君教诲之力焉。”看来从十五至二十八岁中举（983）的艰苦十三年间，甚至入仕之后，儿子仍多方受到寡母的影响。遗憾的是，当寡母弥留时，儿子远官在外，来不及见后一面。之后，跟武臣一样，文臣梁鼎夺情起复，出知凤翔府，“以居忧哭泣伤目”，恳求退居闲职，当时才四十八岁，可见母子之情深。不过，镡氏可能比较喜欢亡父的文学侍从之路，既高贵清尚，又不必东奔西跑，母子分离。

墓志撰者句中正就是借着文学而大贵。他跟梁文献是同乡（益州华阳）、同辈、同僚，甚至同年。原是毋昭裔的馆客，中举后仍留在昭裔身边担任从事，可能参与《九经》的刻印。蜀亡之后，跟文献一样，远赴曹州，担任录事参军，继为氾水县令和潞州录事参军等基层官吏。他能够飞黄腾达，是以书学见知于同道太宗，史称“中正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977），献八体书。太宗素闻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从此走上文学侍从之路，除了出使高丽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京都。他“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死后进入《宋史》的文苑传。也许见贤思齐，梁鼎也勤习书法，工篆、籀、八分书，并著有《隐书》三卷，史论二十篇，学古诗五十篇，可谓兼习文艺、文学与历史，与一般举子有所不同。中举之后约五六年（988—989），“献《圣德徽号颂》万余言，试文”，明显是要突显自己的文才。他获晋一阶，但未能踏上清要之路。

献文之后，梁鼎出任歙州通判，以能干闻名，太宗下诏嘉奖。徙知吉州，有豪民为患百姓，历任官吏并无处理，梁鼎揭露其恶行，加以杖脊黥面，远徙他郡。太宗注重法治，“尤赏其强干，代还，赐绯鱼，旧例当给银宝瓶带，太宗特以犀带赐之，记其名于御屏”，时年约三十八岁。他又上疏批评考绩制度之不足，认为知州“强明者无以自言，庸懦者得以为隐。治状显著，朝廷不知，方略蔑闻，任用如故。……致水旱荐臻，讼狱盈溢”，恳求朝廷改革，“庶几官得其人，民受其赐”，可看到他留心吏治，注重考核，当然会得罪同僚。史称梁鼎“居官峻厉”，颇有寡母右执槚楚，训若严师的身段；他幼尝艰难，入仕之初至少在嘴里挂着人民两字。

自此之后，梁鼎的仕宦主要围绕吏治和财政，先后担任开封府判官、三司右计判官、总计判官、度支判官、江南转运副使，徙陕西转运副使（996），“以母老求郡”。朝廷为方便他照应六十三岁的母亲，让他连知徐州和密州，分别在西路和东路。新皇帝真宗登基不久，四十七岁的梁鼎通过中书的考试，出任知制诰（1001），与一代文豪杨亿成为同僚，一圆词臣之梦，又可在京师陪伴六十八岁的老母。

未及一年，梁鼎因其财政专才，以词臣身份替三司算账。当时真宗下令放免天下欠税，而三司斤斤计较，“缧系追逮，颇为烦扰，至有久被拘者”，亦即产生滞狱。真宗于是命梁鼎等人按籍引对，大多蠲免，亦大获皇帝欢心。四十八岁的梁鼎连升数阶至右谏议大夫，并攀上事业的颠峰，出任三司度支使，时称计相，再上便可能是宰相。他在墓志自豪地说“明年南至，郊祀泰坛，大行覃庆，故先君有少列之赠，太君有临海之封”，其实句中正早已点明，“从子贵也”。

真宗随即下令梁鼎与河北转运使计度馈边刍粮，因为以前“三司止移文责成外计，未尝有所规画，故专命之”，可见甚得皇帝倚重，但亦看到“未尝有所规画”的潜在危机，即三司官员欠缺实务经验。果然，梁鼎不久便失官，而且不无失德。

梁鼎在七年之内两次受罚，均与宋夏战争有关。次发生在寡母六十三岁（996）之时，太宗五路伐夏而无功，主帅之一是外戚李继隆，诿言军储未能及时运到，梁鼎作为陕西转运副使，坐削三官而留任。惟据《太宗实录》，继隆其实是“不见虏，引军还”，《宋史》亦谓李继隆“不见贼而还。诸将失期，士卒困乏。继隆素刚，因惭愤，肆杀戮，乃奏转运使陈绛、梁鼎军储不继，并坐削秩”；梁鼎不久便恢复旧官。第二次受罚是寡母死亡前后，梁鼎以三司度支使出为峡西制置使，大权在握，率领转运使杨覃等人，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以官售解盐取代商人入中，以增加军费，另一方面由百姓纳粮和运粮，以增加军储。新法得到真宗、枢密使陈尧叟和宰相吕蒙正的认可，特派支持者宦官杜承睿同制置盐事，以便利执行，并因梁鼎的坚持，罢免反对者陕西转运使刘综。至是，新法可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则宰执有望，败则身坠名裂，而且牵连颇众。但是，执行起来，地方官吏群起反对，不从规画。实际上三司也分裂，判三司盐铁勾院李士衡曾经批评梁鼎攘夺农时，沮阻商业，反而对西夏有利，在真宗面前“忠愤而言，不觉切直”。有研究者以为士衡较有道理，新法之是非，其事亦清楚记在范仲淹替他撰写的神道碑上，作为一项重要功绩让后人浏览，大抵言之有据，不同于李继隆之诿过，不见得是冤枉或尽是权力斗争。

梁鼎遇到诸多阻力，竟变得不择手段，“奏运咸阳仓粟以实边，粟已陈腐，鼎即与民，俟秋收易新粟”，完全看不到昔日的爱民形象，却似乎看到权位在腐蚀人心。朝廷下令判三司户部勾院林特等人调查。林有文才，曾与杨覃共事，又有辇运军粮的经验，得到吕蒙正的赏识，人情上应支持蒙正结果却是朝廷颁布《梁鼎罢度支使诏》，上距寡母死亡不过四十多天：

关陇之右，金革未宁，调发所资，用度为急。眷鹾咸之所产，利贾贩而有经。

度支使陕西置制使右谏议大夫梁鼎，职任均财，议陈变法，俾伸裁制，庶司。

曾微远图，苟狥独见，公私大扰，储峙益空，徒乱旧章，颇喧群议。

俾停使务，用儆官常，可罢度支使，守本官。

这就是寡母墓志之中，梁鼎只署右谏议大夫而无实职的原因。寡母若在世，应能读懂这道诏令，见识到词臣的功力。它以浅白的文字交待重点，包括干戈正炽、军用孔急、以商贩盐为常制、赋予梁鼎大权以推行他的变法。它对梁鼎的批评只有六句，字字诛心，毫不留情，确属“切责”。吕蒙正亦请辞，得到真宗慰留。三年之后，梁鼎以五十二岁之盛年去世，二子赐进士出身。其中一位名吉甫，跟仁宗时一位发运使同姓同名，曾负责协助辇运陕西的军需，未知是否王子复仇记。

镡氏的娘家和夫家都是以文为主的士族，她训练儿子也以文为主，不但中举，还有能力担任词臣，但终未成为文学侍从，而是继承父业，志在牧民。太宗和真宗因辽夏交侵，需要大量的军费和军需，担任财臣应较易晋升。这段话颇能看出真宗对财臣的倚重：咸平五年九月，“盐铁使王嗣宗、度支使梁鼎、户部使梁颢同对，嗣宗进曰：‘尝蒙陛下宣谕：朕不合管钱谷细务，然所忧者，盖为天下生民耳。方今国家经费甚繁，赋入渐少，虽陛下勤俭之德，冠于古先，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犹广，更宜庶事减节。不然，则用度不足，复重扰于民矣。’上曰：‘朕所忧者，正此耳。’嗣宗曰：‘河北、关西，边事未息，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国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众，在乎择将帅，严号令，用之得其宜，则何往不利。臣等会议，事有可减省者，愿条列以闻。’从之。”梁鼎投身三司，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或已超过梁镡两氏的家学；要处理财政中的军事，恐怕更需要额外的财经知识。除了母训家教之外，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朝廷如何栽培专业人才，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降臣的第二代已经晋身中央要职，足以证明科举确以笔杆代替枪杆，逐渐和平地将政权由北人交到南人和北人的手里，从以北统南过渡至南北人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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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的目的有二：一是抛砖引玉，盼望学人投入大有可为的五代女性研究。目前可谓严重不足，原因之一应是两《五代史》的女性传记不超过一万五千字（见本书末附录一），今后惟有大量利用墓志。我们自设的议题是“世变下的妇女角色”，竟写了六万多字。二是指出女性墓志也大可用来研究男性的事，如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墓志尽管隐恶扬善，但对人口、身份、荫补、官职、婚姻和丧葬等很少造假，反让墓志成为研究家庭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寡妻出身不高，墓志不记其父祖。她主要凭丈夫成为官夫人，但墓志不记亡夫家世、亡夫名讳和半点具体业绩，统统要到亡夫的墓志里寻寻觅觅。她的角色主要是在丈夫死后主家二十多年，对外是“追游豪贵，轸悯孤贫”，当然还有投资买卖签契订约，对内是“不失旧规，一如常则”，负起维持家门的重任，那是一个四代同堂并不好管的大家庭。为了葬在宜子宜孙的福地，寡妻死后不从夫，反要亡夫就己，从原来的福地搬来合葬。

唐末五代有两大变动，一是门第破落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是布衣相的大好机会，二是武人崛起所引发的文武关系重新调整，可简称文武交流，合称“两流”。日日流动的条件，如家世、科举、荐举和入幕等，现在被什么新的条件所取代？新的又有多新？盘踞一方的武人，如何进行家族统治？治军非靠自己不可，因为军权不能旁落，但治民须靠文人，为自己盖棺论定撰写墓志也靠文人，最安全的办法，是否让部分子侄习武，部分习文，最好允文允武，把文武二柄紧握家里？这些情况是否反映在墓志里？

研究社会流动的顺口溜是“一人两阶三代”。“一人”指以某人或个案为出发点。“两阶”指阶级（clas和阶层（rank），探讨某人凭什么条件从被统治（ ruled）踏入统治阶级（ ruling class），及其如何在统治阶级内从基层至高层，例如从九品升至一品。在阶层之内又必须分别“职”（差遣）和“官”（寄禄官、阶、品），前者决定权力，如宰执后者决定俸禄和荫补等特权。同理，向下流动亦分两阶，首先是在阶层之内，应以“官”为准，不能用“职”，例如父亲位至宰相，子孙继世为相的机会甚低，能谓之向下流动吗？又例如任满待缺，一时没有实职，甚至长达多年，却不能说已向下流动。一般而言，六品是分水岭。其次便是从品官沦为白身，更为严重，因为失去了经济和法律等诸多特。

代”指祖父子，不能只看一人一代的流动，要看多人多代的流动如是同居的大家庭，还要看旁系亲属。

伴随社会流动而来的是诸色人物的交流和关系调整，重要者如士庶和文武。常谓五代乱世，主要乱源是武人，故宋代拔乱反正，要重文轻武。

其三，如何回答问题？必须有合适的切入点，俗称切中要害，与之相反便是答非所问。问题愈大，需要的切入点就愈多，不妨选修口述历史或需要田野调查的学科，学习如何设计问卷。时至今日，即使是全新的问题，也大都有间接相关的二手资料可以参考，阅读时必须注意史学三论：论据＋推论＝论点。读书班的方法是列一个表，把作者的论点放右栏，论据和推论放左栏，假如两栏对不起来，除非要写文批或书评，否则不引用便可。

五代墓志可供研究的议题着实不少，我们只能就个人兴趣和能力所及，拟定九个议题，大都针对五代的特色和墓志的特点。一是社会流动；二是文武交流；三是乱世中的武人业绩，特别留意其民政，也注意文武之共孽；四是武德或武士之道，如忠和孝等价值观念和行为，亦与文人比较；五是家庭或家族型态，探讨唐型和宋型之间，有无五代型或过渡型；六是婚姻，尤其留意婚姻对仕宦和家庭的作用，比对郝─韩模式（Hartwellian-Hymesian models）中的人际网络说；七是丧葬，观察文人、武人和平民的礼法和风俗有何差异，探讨儒术对武人的同化和对平民的渗透；八是妇女角色；九是墓志笔法和史学方法。这些都是利用墓志进行研究可以胜过官修和私修史传的议题。后来因为个人退休在即，余日无多，乃以一、二、八、九为主，其余为次。有时一篇墓志可用来探讨数个议题，必须分别主次，如利用某篇女性墓志（即墓主是女性）来探讨文武通婚可能胜于用来探讨妇女角色，我们便多写前者。当轻重难分时，便两者都写。有时读到较罕见的内容，如官制、宗教、司法，实在难以割爱，也会写上一笔。此外，墓志介乎史学和文学之间，我们既要研究“事”，也要体会“情”，后者本是墓志的重要目的；利用“设身处地”（historical empathy）的研究法，有时颇能领会。

有了九个主要议题，便能带着一些“问题意识”到碑志里寻找答案。首先需要切入点，可粗分一般和专门两种。

先说一般或制式。曾有教授公开和坦诚地在报章形容现在的大学生是人形墓碑，我以小人之心猜测谜底是“不死、非活、亥木”，总之就是既不问也不答。学历史的同学如头脑空洞手足无措，不妨乞灵于源自政治学的“5W1H”，可称为史学六问，即时（when）、地（where）、人（who/whom）、事（what/which）、原因∕是否（why/whether）、经过（how）。谷歌只花了0.77秒便找出约6，800，000，000项结果，不曾因为各种新史学和新议题的蹿起而褪色丝毫。

六问有助于思考周延，六答有助于齐备资料、建立架构，但不一定要六者俱陈。现有两事，一是个案的重点是文与武，二是一位武人被供奉在名宦祠，两者如何连接？把名宦祠放入六问，结果如下：将表格内容梗概加以组织，发为文字，便是“任汉权在两《五代史》无传，在《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同留一事，却是败绩，不过在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出现三次。首先在名宦祠，虽是外人（蜀人）和武人，仍因武功和吏治被奉为名臣，在官祠里按照儒家典礼，接受文人、武人和搢绅等人的祭祀，但不知他是穿着文臣还是武将的服饰？……”（见第二册《武人在地之光》），读者不妨推想接下去说甚么。

编辑推荐

    五代时期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家庭地位？是否真的像后世定义的“男尊女卑”？

    五代女性，面对社会动荡，是否无所作为？她们对家族的地位升降，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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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女性墓志我们能挖掘出哪些真相？又是通过怎样的科学梳理、对比整理各种碑志史料，来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结论？

    这些问题都能在《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如剥茧抽丝、老吏断案般，循循导引，揭秘隐藏在墓志碑文中的家庭秘辛。

媒体评论

碑志中的五代，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本书自通常“无疑”处入手，以老吏断案的方式分析文本，为趋近历史实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

墓志铭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史料，它们对群体传记学研究至关重要，并对社会与政治提供珍贵的洞见。这部墓志铭集对五代及主导此时代的武人研究具有贡献，也是深入阅读墓志铭的的指南与典范。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包弼德（Peter K. Bol）

当我拿到《世变下的五代女性》一书时，看到关键词“女性”“石刻”“世变”时，首先让我想起了李清照。当然，这与李清照相隔了一世纪，然而，本书将会揭示，像李清照这样的独立文人女性的出现，乃源自唐末五代开启近世序幕的“世变”，以及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女性”，或许隐微中也可能与金石、书画等事物有关吧！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

本书先听取墓志的口供，再搜求旁证，质询可信性、完整性、关联性，后作出判决，借美国法学经典之名，可谓Cases and Materials on Historical Method（基于案例与原材料分析的历史研究法）。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

2016年有幸参与以柳立言老师为中心的五代墓志读书会，对其严格而周到的指导风格大为惊讶。此书正是如此千锤百炼下的大作。

——日本福冈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科山根直生

书籍介绍

（学者邓小南、包弼德、冨谷至、赵晶、山根直生联袂推荐）

从墓志中看五代女性世界。让死者说话，揭示墓志碑文里面隐藏的五代家庭史

【内容简介】

五代时期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家庭地位？本书立足32帧女性墓志碑文，结合史书等百种以上的史料，通过探讨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世变下的妇女角色，藉以观察五代至北宋社会家庭史的连续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五代女性“男尊女卑”“无所作为”的固有认识。书中穷尽挖掘墓志碑文里的信息将成为研究家庭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也为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从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女子、平民女子、英雄子女、寡妇到后宫嫔妃，书中探讨的女性身份多元，呈现了一幅五代女性图像，借此我们得以窥探当时五代女性周围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五代女性扮演的世变中的贤妻良母，除了具备传统的美德，还要帮助夫家的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

【本书亮点】

1.专业权威，名家推荐。宋史研究专家柳立言领衔编著，历史学界学者邓小南、包弼德、冨谷至、赵晶、山根直生联袂推荐。

2.利用墓志碑铭发掘出的有效信息，是研究五代社会史及女性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特别在一些国内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女性与社会、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宗教信仰与社会等方面，书中也做出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和总结，增加了我们对世变下的五代女性的了解。

3.多身份探讨，为五代社会及女性地位提供了另一视角的考察。从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女子、平民女子、英雄子女、寡妇到后宫嫔妃，书中探讨的女性身份多元，借此窥探当时五代女性周围的世界。

4.研究方法新，授人以渔。本书采用“史学六问”“五鬼搬运”“数馒头”等科学方法，以传统的史学方法找出史料之真正重点，一起在形式上和在内容上，既揭露墓志的殊相，也表现墓主之不凡。

【编辑推荐】

五代时期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家庭地位？是否真的像后世定义的“男尊女卑”？

五代女性，面对社会动荡，是否无所作为？她们对家族的地位升降，有怎样的影响？

家庭内部妻与妾的较量，又怎样体现在子女的身上？

通过女性墓志我们能挖掘出哪些真相？又是通过怎样的科学梳理、对比整理各种碑志史料，来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结论？

这些问题都能在《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如剥茧抽丝、老吏断案般，循循导引，揭秘隐藏在墓志碑文中的家庭秘辛。

【名家推荐】

碑志中的五代，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本书自通常“无疑”处入手，以老吏断案的方式分析文本，为趋近历史实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

墓志铭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史料，它们对群体传记学研究至关重要，并对社会与政治提供珍贵的洞见。这部墓志铭集对五代及主导此时代的武人研究具有贡献，也是深入阅读墓志铭的的指南与典范。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包弼德（Peter K. Bol）

当我拿到《世变下的五代女性》一书时，看到关键词“女性”“石刻”“世变”时，首先让我想起了李清照。当然，这与李清照相隔了一世纪，然而，本书将会揭示，像李清照这样的独立文人女性的出现，乃源自唐末五代开启近世序幕的“世变”，以及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女性”，或许隐微中也可能与金石、书画等事物有关吧！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

本书先听取墓志的口供，再搜求旁证，质询可信性、完整性、关联性，最后作出判决，借美国法学经典之名，可谓Cases and Materials on Historical Method。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

2016年有幸参与以柳立言老师为中心的五代墓志读书会，对其严格而周到的指导风格大为惊讶。此书正是如此千锤百炼下的大作。

——日本福冈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科山根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