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 最新 lit 百度云 下载 azw3 rb pdf kindle

经典的文学评论，伴随着经典的文学作品，总有阅读的必要。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作品，问世三十年来，关于它主题与艺术手法的研究评论文章不可胜数。一九七六年结集的《王谢堂前的燕子》，其作者欧阳子作为与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共同赴美留学的同窗好友，有别人不易追赶的优势，由她来评论《台北人》，也是文坛的一道风景。

欧阳子采用当时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方法评论《台北人》，通过系统化的归纳，以“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等主题命意来讨论其含义和意象。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小说的内层锁链。

《王谢堂前的燕子》深入研析《台北人》之含义，文集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欧阳子在其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剖析，尝试勾绘白先勇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白先勇曾说：“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余秋雨称赞此书：“用心之细，联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

《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隐喻与象征

《思旧赋》里的气氛酿造

《梁父吟》影射含义的两种解释

《孤恋花》的幽深暧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

《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之语言语调与其他

《游园惊梦》的写作技巧和引申含义

《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

欧阳子，本名洪智惠，一九三九年生于日本广岛，原籍台湾南投。十三岁起在报章杂志发表短篇散文，十八岁入台大外文系，二十一岁与同班好友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开始用“欧阳子”笔名，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同时也译介西洋文学作品。一九六四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硕士学位，转入伊利诺伊大学英文系进修文学课程。多年来创作、翻译不断，出版小说集《秋叶》，主编《现代文学》的“亨利詹姆斯研究专号”，参与翻译西蒙波伏娃的巨著《第二性》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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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道：“《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敌手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道，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

　　（作者之文化观）

　　“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订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赧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绩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嵚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

　　《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已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局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地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方帽，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地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地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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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

“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

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

《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

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

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

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同样是前

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

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

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

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

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

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

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

最后我要再回头谈一谈《游园惊梦》小说的最终主题——人生如梦。

前文讨论比喻技巧的时候，我已举例说明，作者如何在这篇小说里，苦心经营制造“梦”的意象。也制造“仙境”的意象。梦境和仙境，十分相像，只有一点大异：仙境是永恒的，梦境是短暂的。人类往往不愿面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悲苦事实，却躲藏入“一切如故”的自欺幻想里。然而，俗语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今晚窦夫人这栋“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的大楼公馆，哪里持得了多久，转眼间就会灯火熄灭，烧成灰烬。

白先勇藉由徐太太的演唱，把《游园》唱词中的“皂罗袍”、“山坡羊”二折之大半，引入小说里。所引“皂罗袍”的四句是：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钱夫人耳中听着这几句唱词，内心自白道：“杜丽娘唱的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钱夫人所谓“警句”，大概主要是指戏曲的唱法。可是作者赋予的含义就不在于此。这四句唱词的内容意义，是“世事无常”，这正是此篇小说的主题，也是中国自古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学主题。读白先勇这篇作品，我们很可能联想到《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林黛玉和贾宝玉葬过桃花，黛玉独自走过梨香院墙角外，听到里面演习戏文，她们唱的，正是《牡丹亭》之《惊梦》一出（即《游园惊梦》）。而曹雪芹也把“皂罗袍”这四句抄入小说文字里。可是两位作家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曹雪芹明白说出林黛玉听后，如何的“心动神摇”，如何的“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而白先勇却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不藉由小说人物明白的感伤反应，而藉由作者的隐喻隐示或双关言语，把同样的小说主题暗中有力呈现出来，传达给予读者。

姚一苇先生在评析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论文里，也提到《红楼梦》的影响，说：“像这类型的小说受《红楼梦》的影响是明显可见的，白先勇写人物、...

台北我是最熟的一一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一一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一一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一一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美国有一大派历史学家，以查里斯・毕亚德（ Charles Beard）为首，坚持认为南北战争的成因是经济性的，成果是政治性的，而黑人之被解放，只是附带产生的结果，与道德问题并不相干。所以，北方工商业社会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而南方农业社会的失败，也不能说是贵族阶级该得的报应。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可能是完美的。各种社会都有优点，有缺点。一个社会的存亡，与“好”“坏”时常无关，完全取决于是否合乎时代趋势，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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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评价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作为白先勇的同窗好友，欧阳子评论《台北人》，有别人不易追赶的优势。

文艺评论家欧阳子“持之永远”的经典文论集——“一九七四年春暮，我拾起久已搁置一旁的《台北人》，重新认识一次，却有了新的惊奇，新的喜悦。近年来，常惋叹时间的激流冲走每一片刻的感触，乃决定写成此书，以捕捉这份惊喜，持之永远。”

余秋雨称赞《王谢堂前的燕子》——“用心之细，联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

书籍介绍

经典的文学评论，伴随着经典的文学作品，总有阅读的必要。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作品，问世三十年来，关于它主题与艺术手法的研究评论文章不可胜数。一九七六年结集的《王谢堂前的燕子》，其作者欧阳子作为与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共同赴美留学的同窗好 ，有别人不易追赶的优势，由她来评论《台北人》，也是文坛的一道风景。

欧阳子采用当时西方学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方法评论《台北人》，通过系统化的归纳，以“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等主题命意来讨论其含义和意象。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小说的内层锁链。